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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大连）有限公司、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分局治安管理局:二审其他（公安）行政判决。 裁判文书基本信息 自然:管理 案例号（2019）辽02线终523号 法官:马晓红（主审法官） 判决日期:2019年11月12日 裁判文书文本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原告）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大连）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33411224608，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逍遥湾国际商务区* *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沈博恩，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泰阳，上海谢利（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汉波，上海市谢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200001659560P，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 * 法定代表人:牟爱民，主任。 任传斌，法院机关负责人、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红军，该分局治安大队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赵永辉，辽宁北方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审判过程 上诉人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大连）有限公司因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初7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泰阳、朱汉波的委托代理人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大连）有限公司，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法院院长任传斌及其委托代理人郑红军、赵永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已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2月20日，原告在《大连日报》发表声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3411224608营业执照，批准号J2220030338101银行开户许可证，代码G1021021303033810Z，机构信用代码证书，公章编号210221210672，财务专用章编号21021210673 2017年12月，原告以印章遗失为由向被告申请重新刻制印章。被告允许原告补充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大连）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210241000076856）、沈博恩（210241000076859）、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大连）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21024100076855）和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大连）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210245）。 2018年2月5日，原告工作人员雷道鹏等人带着编号为2102212110672的原告公章到被告处上访，反映:“2017年12月20日，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大连)有限公司员工在《大连日报》谎称公司印章、证件丢失，补办了一套公司印章、证件，但公司印章、证件实际并未丢失。现，并向被告提供了盖有原告公章编号为210221210672的《普惠金融私章无效申请》。 2018年2月8日，被告作出《注销印章通知书》（详见上文）。而且通知中记载“已口头告知法人沈博恩。郑红军经理同时，刘立荣和孙悦也证实沈博恩没有签署解约通知。 原告未向被告返还财务专用章（210241000076856）、沈博恩（210241000076859）、公章（210241000076855）和合同专用章（210241000076858）。 现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撤销印章的决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第一，原告的申请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18年2月8日，被告决定交出原告与案件有关的印章。尽管迄今为止这些印章尚未上交和销毁，但该决定已经外化并具有法律效力。原审声明中请“撤销被告撤销原告公章（210241000076855）、原告财务专用章（210241000076856）、原告合同专用章（210241000076858）和企业名称印章（沈博恩21024100076859）的行政行为”。被告辩称，取消实际上没有发生，对原告没有实际影响。驳回原告起诉的部分应该被裁定， 这混淆了决策行为和决策的执行。该观点与法律相悖，不应采纳。至于被告在辽宁省公安厅印章管理系统备案、撤销印章的行为，属于公安机关内部行政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不应考虑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第二，被告具有法定权限作出注销被告印章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印章签发机关应当规范和加强印章签发管理， 并严格办理手续和审批手续。国家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到当地公安机关指定的刻制单位刻制印章。“由此可见，被告作为印章发放机关，有权撤销被诉印章。第三，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一年。本案中，2018年2月8日，被告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博恩送达了《注销印章通知书》。然而，该通知并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那么，原告的起诉期限应为自2018年2月9日起一年，即至2019年2月8日止。原告于2018年11月提起行政诉讼， 这显然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采纳。第四，撤销被诉印章决定的证据确凿、充分。1.被告提供的身份证明、护照、营业执照可以证明原告、沈博恩的身份。明确身份。2.《大连日报》刊登的声明及被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证实原告关于相关印章丢失的陈述，其以印章丢失为由申请了新的印章； 3.被告提供的《人民来访登记表》和《普惠金融私章无效宣告申请书》，可以证明雷道鹏等人带原告第2102212110672号公章反映原告公司印章未丢失，并提供了第21022110672号公章（已被原告宣告丢失）《普惠金融私章无效宣告申请书》。综上，被告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在报纸上报道印章丢失而未丢失并隐瞒了事实真相。认定被诉行政行为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第四， 撤销被诉印章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法和不当的执法活动，应当作出以下处理: (一)错误的处理或者决定，应当予以撤销或者变更。本案中，原告在未丢失印章的情况下，在报刊上刊登了印章丢失无效的声明，并以此为由向被告申请重新刻制印章。基于此，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允许刻制新印章并交付给原告。可见，原告不符合印章遗失重新刻制新印章的要求，被告允许其重新刻制印章是错误的。被告根据上述规定进行了补正， 然后做出了取消印章的决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大连)有限公司诉讼请求。 上诉人声称 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大连）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诉讼请求。主要原因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符合印章丢失时重新刻制印章的条件，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上诉人申请重新刻制印章是正当的，是取得案涉印章的合法有效途径。2017年12月，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办理税务发票事务时发现公司印章丢失，询问相关人员并到处寻找公司印章。为避免影响公司纳税信用信息，避免公司印章外飘带来的巨大风险， 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公司员工立即挂失印章并刻制。根据公安部印章管理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刊登了印章失效声明，并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被上诉人依法为被上诉人重新刻制了印章。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有关规定，上诉人就印鉴遗失所作的说明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是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隐瞒或失实的情况。上诉人符合重新刻制印章的法定条件， 且申请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2.即使事后查明上诉人的无效印章被雷道鹏非法占用，也不妨碍上诉人重新刻制印章。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原告在报纸上报失印章而未遗失”，实属认定事实错误。所谓印章“遗失”，是指印章脱离印章持有人的控制和使用，下落不明且无法找回的情形。无论印章是否丢失、被盗或被非法占用，都会使权利人无法在实质上控制和使用印章，无法进行正常管理。因此，法律赋予印章持有人宣告旧印章无效并申请重新刻制印章的救济权利。在本案中，上诉人不知道印章的下落， 失去了控制，无法 并相互印证了 这被错误地解释为“永久损失”，即只有当印章实际上不再存在时，上诉人才有权重新刻制印章。显然，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撤销涉案印章的决定在适用法律上是正确的，但在适用法律上实际上是错误的。上诉人已合法重新刻制印章，涉案印章自刻制之日起生效，旧印章自挂失之日起不可撤销地失效。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被上诉人在明知被上诉人的旧公章已被雷道鹏非法占用，且被上诉人已通过法定程序补办了新印章的情况下， 其应当依法收缴旧印章并追究雷道鹏等人的责任，而不是注销被上诉人合法持有的印章。被上诉人撤销案涉印章的决定明显违法。3.一审法院的判决超越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和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以司法审判取代被上诉人的行政职权，违反了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原则。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案涉印章的效力不存在争议。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始终认可上诉人持有的案涉印章的法律效力，并明确表示其行政行为不影响上诉人印章的效力。事实上， 其承认涉案印章不符合注销条件，并未实际注销。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直接认定涉案印章已被撤销，这实际上否定了上诉人印章的法律效力。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条的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应遵循合法性审查原则，司法审查的权力应限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审法院无权以被申请人的抗辩观点不合理或不适当为由，替换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且其无权直接处分上诉人的民事权利。4.一审法院依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规定》第十九条认定被上诉人有权注销案涉印章，适用法律错误。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就具有确定性和可执行性。即使行政机关自行纠正，也应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减少行政争议的考虑采取审慎态度。只有当行政行为的瑕疵足以影响实体处理结果时，才能通过类似撤销和撤销的方法予以纠正。人民法院应当对行政机关自行纠正的理由和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第十九条《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规定》规定了公安机关对“执法活动”的内部监督和自我纠正，该案涉及的刻章行为并非单纯的公安执法活动。它是具有行政许可性质的授权行政行为，涉及相对人的民事权利，被上诉人不得随意交出上诉人的法定印章。本案中，上诉人符合重新加盖印章的法律要求，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沈博恩多次确认上诉人申请重新加盖印章的材料的真实性，不存在“隐瞒”的情况，新印章由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因此不存在侵犯国家、 社会或任何其他权利主体。被上诉人在未仔细核对情况的情况下作出撤销上诉人法定印章的决定，明显违反了行政法规定的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的基本原则，属于滥用行政权力。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进行认真审查，仅根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规定》认定被上诉人有权进行内部更正，进而认定撤销被诉印章的决定“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撤销上诉人法定印章的决定具有社会危害性， 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依法应当撤销的。据悉，雷道鹏等人利用上诉人的无效印章私下非法开展金融业务，已被投资者举报投诉，涉案金额达数百亿元。根本原因在于被上诉人错误决定注销上诉人的法定印章，并放任雷道鹏等人非法使用无效印章，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社会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人民法院应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上诉人交出并注销上诉人案涉法定印章的决定。四、被上诉人作出《印章注销通知书》并注销上诉人印章备案的行政执法行为， 违反法定程序，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撤销。根据《辽宁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和行政法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行政执法活动应当在取得证据后决定。所依据的证据应当予以核实。未经当事人明示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行政机关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前，应当事先书面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作出该行为的依据和理由以及拟作出的处理结果，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制作现场笔录。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了警方的讯问笔录作为证据， 且所记录的执法过程显示，被上诉人未事先向上诉人履行书面告知义务，未对上诉人进行调查，未向上诉人提供正当程序陈述和申辩的机会，未告知上诉人申请复议和复核的权利，甚至未向上诉人出示其行政执法行为的主要证据——雷道鹏提供的《普惠金融私章无效申请书》。被上诉人的行政执法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陈述和依法申辩，违反了法定程序。其行政执法的主要证据未经查证属实，未经上诉人意见不能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总而言之，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辩称 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分局辩称，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沈博恩（以下简称“沈博恩”）以印章遗失为由向被上诉人申请重新刻制印章，被上诉人对其提供的《大连日报》等材料进行了形式审查，并作出准予上诉人重新刻制印章的决定，故上诉人重新刻制了案涉印章。2018年2月5日，被上诉人信访部门接到投诉，投诉称上诉人在报纸上刊登挂失启事，未丢失原印章，隐瞒真相，重新申请刻制印章。2018年2月6日，自称上诉人经理的雷道鹏等人带着印章原件到被上诉人处实名举报沈博恩， 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加盖原公司公章的申诉材料。被上诉人当场核实了印章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最终确认沈博恩提供虚假信息，欺骗公安机关重新刻制印章。应被上诉人要求，沈博恩于2018年2月8日前往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进一步向沈博恩核实原印章是否遗失，并向沈博恩出示了相关申诉材料。沈博恩未提出异议，足以说明上诉人的原印章并未丢失。此外，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还认可公司印章原件由另一名公司高管雷道鹏持有。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上诉人的原印章并未丢失， 且上诉人用以隐瞒真相，欺骗公安机关非法重新刻制印章。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发现沈博恩等人以欺诈不正当手段非法取得备案印章后，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根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条例》(公安部令第40号)第十九条的规定，对不当执法行为进行自查自纠，及时纠正错误执法行为，依法作出撤销通知。被上诉人作出告知后，当场交付给沈博恩，并告知了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沈博恩拒绝签收。被上诉人在通知书中说明了情况， 程序是合法的。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撤销通知是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的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故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我们发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法院认为 我们认为，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国发〔1999〕25号）第二十三条规定，印章核发机关应当规范和加强印章核发管理，严格办理手续和审批程序。国家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到当地公安机关指定的刻制单位刻制印章。《辽宁省公安机关印章刻制业执法执勤规范（试行）》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申请补办遗失印章的要求:1。在市级报纸上刊登印章无效声明，并自刊登之日起七天内（含当日）刊登无异议的挂失声明。报纸公告的内容必须包括单位名称、印章种类、印章编号等内容，提供刊登的报纸原件及复印件，到当地公安机关证明报警记录。2.申请复刻的报告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盖章单位为有限公司的，提供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股东名册和全体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3、主管部门证明介绍信。4.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及复印件。5.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由承办人办理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全体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并提供承办人身份证及其复印件。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印章丢失。2017年12月，他向被上诉人申请重新刻制印章。在被上诉人未按上述规定提交全部材料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允许被上诉人重新刻制印章是错误的。行政权的特性决定了行政机关具有自我纠错的功能。其次，《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款第2项规定，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请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将判决确认违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宣告行政案件判决、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 或者被告改变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再次，《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法和不当的执法活动，应当作出以下处理: (一)错误的处理或者决定，应当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它表明行政机关不仅可以在行政诉讼之外，而且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自行改变其行政行为。因此，被上诉人撤销印章进行自我更正的决定，权限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被上诉人主张《辽宁省公安机关印章刻制业执法执勤规范(试行)》 不应适用，但应适用2015年《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辽宁省公安厅关于将印章刻制和备案纳入“三证合一”登记系统的意见》一节。2017年8月29日《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将印章刻制备案调整为“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辽工商发〔2017〕48号）规定:本通知下发后，《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辽宁省公安厅关于将印章刻制备案纳入“三证合一”登记制度的意见》（辽工商发〔2015〕27号） 以及《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辽宁省公安厅关于将印章刻制和备案调整为“三证合一”登记制度适用范围的通知》（辽工商发〔2015〕42号）停止执行。因此，上诉人的主张是 论注销印章的决定程序是否违法。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自行纠正错误的程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大连)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这是最终判决。 《士师记》 主审法官马晓红 刘杰法官 胡俊杰法官 2019年11月12日 职员蒋雪婷